观影拍照片构成所谓“盗摄”吗？我个人有不同的观点

近日，歌手薛之谦在微博分享《飞驰人生2》的观后感时，附带了3张在电影院拍摄的电影画面。随后，有人指控这是“盗摄”，“薛之谦 盗摄”话题也冲上热搜第一。舆论发酵后，薛之谦比较强硬地回应，转发了央视新闻一条“法律上没有盗摄这一说法”的微博，并配了一首打油诗“文字乃凶器，可传善可滋恶，流量是干爹，可换银可报应”。

批评薛之谦的言论很多。电影《年会不能停》导演董润年发文“反对屏摄，屏摄违反版权法”。演员孙阳转发了律师言论“购买电影票，并不等于拥有盗摄影片的权利，观影仍需恪守底线”。还有一些电影相关大V也向公众科普“屏摄”对于影院观影环境和行业的危害。

薛之谦有没有错？需要先定义的是，这里讨论的，不是指架设摄像机，偷偷拍摄长时间的电影视频，然后进行传播。这种行为是明确违法甚至犯罪的。那么，如何看待观众拍几张图发个朋友圈、发个微博的行为呢？

首先，这种行为不违法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第三章第三十一条规定：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。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，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，并要求其删除；对拒不听从的，有权要求其离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，以营利为目的，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一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其中，与拍摄电影画面相关的情形有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复制发行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、音乐、美术、视听作品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，复制发行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；未经表演者许可，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，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。

一般观众拍几张图片或一个小片段，发个朋友圈，留作自己欣赏、课堂教学，为了评价或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，应该说都是合理的使用范围，并不在这个范围中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指的是录音录像，录像指长时间的拍摄动画。而刑法规定的，则是以营利为目的。

那么，从道德上看呢？

不能拍电影照片，是这几年所倡议的一种“新道德规范”。电影界的确在推进形成这种道德规范。2021年春节期间，百余位明星曾共同发起了一项拒绝盗摄的倡议：“正在放映的电影并非景点，屏摄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。”但是，讨论一项“新道德规范”是否成立，要看具体危害、收益与成本。

影院里拍图片，并不存在具体的危害。几张图片，并不是连续的动画，对电影并无实际伤害。电影带给人的观感享受，是“会动的画面”加上音效，以及剧情。几张图片并不能替代这种效果。相反，发朋友圈，反而对电影有宣传效果，带来口碑效应。如果说关键的几张画面会透露剧情，那么，发个文字朋友圈剧透，可以被指控为侵犯知识产权吗？

其次，电影界呼吁一项“新道德规范”之前，先要有自我救济。比如，要求进影院，一律上交手机，锁在一个小盒子里面。但显然电影版权方不会要求这么做，因为这会让人们觉得看电影太麻烦，会损害电影的票房。而且，电影版权所有人，有完善的法务、宣传团队，可以有经验地、理性地处理这类行为。但此次《飞驰人生2》出品方，并未对此事表明任何态度。如果他们自己都没有说话，连起码的舆论风波的风险都不想涉及，一些人完全不必自己加戏，呼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。

第三，这项所谓“道德规范”太过于苛刻，代价是大众的自由。影视界想要的是，多发文字朋友圈，但一张图都不要发。如果看电影不能拍图片，买了影视平台的会员，看的时候能发朋友圈吗？由此可见，这种道德规范，潜在的期望，会导致强烈地约束观众自由，对观众、消费者、社会的要求都太高，近乎不近人情。

当一种行为，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危害，权利人自己也并不愿意自我救济，那么，呼吁苛刻的道德规范，损害公众自由，就并不合理。

那么，这项并不合理的“新道德规范”，为什么那么快地形成了声势呢？一方面，这是因为公众知识产权的意识在提高。这是好事，但也存在公众对知识产权理解过度的情况。另一方面，毋庸讳言，也有一些负面因素起到了作用。现在的社交媒体上，发起对行为不妥的人的网络非议，很容易积聚流量。那么，当行为道德规范越严格，就越容易找到目标，获得流量。

知识产权法律，谈的是利益。某种程度上，它维护的是商业、市场的运行，保护的是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，所以，它的程度是有限的。专利与版权，都是有保护期限的。那么，在考量知识产权与公众自由之间，就应该有一个权衡，不能一味为了少数人的利益，减损大众自由。况且，正如前面所言，几张图片并不损害实际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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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远举

责编 陈斌